张晓舟：怎样放鞭炮才能不损伤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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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鞭炮，似乎已经成为春节的一个例牌节目，尤其当它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大议题，并被提升到国民性高度的时候。
按照王晓渔在微博上的调侃，中国很快将进入两党制：鞭炮党和反鞭炮党。他还引用了周作人的一首诗，叫做《中国人的悲哀》：
中国人的悲哀
我说的是做中国人的悲哀呵。
也不是外国人欺侮了我，
也不是本国人迫压了我：
他并不指着姓名要打我
也不喊着姓名来骂我。
他只是向我对面走来，
嘴里哼着些什么曲调，一直过去了。
我睡在家里的时候，
他又在墙外的院子里，
放起双响的爆竹来了。
崔卫平老师在微博上如此抨击：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放鞭炮这件事情，集中体现了这些中国人的自私、盲目、颟顸和虚张声势。假如他们说过年不放鞭炮就没有年味了，那么他们从来就没有认真找到过生活耐人寻味的滋味在哪里。
我以前在文章中数次谈到：一遇到社会问题就一味拔高到国民性高度，是中国知识分子容易犯的毛病，治疗国民性，批判国民性，是最大的伪问题（参见拙文《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而崔老师这段话便是典型。可以说，这继承乃至超越了五四。
周作人在那首《中国人的悲哀》之后还专门写过一篇《爆竹》，文末形容《中国人的悲哀》表达的是“怨恨”，他先引用了霭理士关于中国人与花炮的一段话：
向来有人说，中国人发明火药远在欧洲人之前，但除了做花炮之外别无用处。这在西方看来似乎是一个大谬误，把火药的贵重的用处埋没了；直到近来才有一个欧洲人敢于指出“火药的正当用处显然是在于做花炮，造出很美丽的东西，而并不在于杀人”。
总之，中国人的确能够完全了解火药的这个正当用处。我们听说，“中国人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欢喜花炮”。那最庄重的人民和这最明智的都忙着弄花炮；倘若柏格森著作——里边很多花炮的隐喻——翻译成中国文，我们可以相信，中国会得产出许多热心的柏格森派来呢。
周作人紧接着大发议论：
火药正当用处在于做花炮，喜欢花炮是一种好脾气，我也是这样想，只可惜中国人所喜欢不是花炮而是爆竹，——即进一步说，喜欢爆竹也是好的，不幸中国人只喜欢敬神（或是赶鬼）而并不喜欢爆竹。空中丝丝的火花，点点的赤光，或是砰訇的声音，是很可以享乐的，然而在中国人却是没有东西，他是耳无闻目无见地只在那里机械地举行祭神的仪式罢了。
中国人的特性是麻木，燃放爆竹是其特征。只有小孩子还没有麻木透顶，其行为稍有不同，他们放花炮，——虽然不久也将跟大人学坏了，此时却是真心地赏鉴那“很美丽的东西”，足以当得蔼理斯的推奖的话。这种游戏的分子才应充分保存，使生活充实而且愉快，至于什么接财神用的“凤尾鞭一万头”，——去你的。
周作人至少还欣赏花炮（烟花）的“游戏的分子”——并承认花炮和爆竹有“享乐”的价值——只是认为这种趣味已经失掉了，变成迷信。他文中最后抨击：
只是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着迷信，利己，麻木，在北京市民彻夜燃放那惊人而赶鬼的爆竹的一件事上可以看出，而且这力量又这样大，连军警当局都禁止不住。
崔卫平用“自私、盲目、颟顸和虚张声势”，有力地呼应了周作人对中国人的批判——迷信，利己，麻木，只不过她似乎压根不承认鞭炮和“生活的滋味”有关，或许这正是新时代的启蒙超越五四之处。
崔老师对于“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放鞭炮这件事情”的深恶痛绝完全可以理解，她也尽可以大声疾呼禁燃鞭炮。当然，作为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她不至于直接要求政府禁燃鞭炮（就像有些人直接要求政府出手封杀歧视女性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电视节目，希望借助极权主义的方式来维护人权）。
禁不禁鞭炮，是一个有待公决——以某种形式的“民主代议”——的问题，但依照“国情”，似乎通过炮轰鞭炮来为政府决策施加舆论压力更为有效。但如果不拔高到国民性的高度，就难以制造舆论的火药味和轰动效应。
对“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放鞭炮这件事情”的炮轰，当然是“政治正确”的，而在道德和品味的加持下，似乎会加倍正确。自私、盲目、颟顸和虚张声势——国民性的四大罪状妥妥地贴上去，到底什么是“生活耐人寻味的滋味”，居然也需要知识分子来认证。放鞭炮不单政治不正确，在道德、美学和文化层面也被贬低得如此不堪。
崔卫平的前一段话句式“集中体现了”，颇有极权语言痕迹；而后一段话的句式“从来就没有认真找到过生活耐人寻味的滋味在哪里”，则是比放鞭炮粗暴一万倍的小清新。“生活耐人寻味的滋味”——这是最作的汉语。“集中体现”的极权话语方式+“生活耐人寻味的滋味”的文艺腔=小资政治正确主义。
崔卫平在微博上回击我的质疑：“宁愿成为人民公敌，也要与鞭炮为敌。讨好民众比讨好权力更糟糕。”“敢情这个世界上不放鞭炮的国家，都是极权主义。”
崔老师的不少著述和译作令我受惠，其道德勇气也令我钦佩，但假如说她有什么问题，就是这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和话语方式——而这种思维和话语方式恰恰来自于她要反对的极权主义，这种“小资政治正确主义”经常会不知不觉地与极权主义分享同一套话语方式。而“讨好民众比讨好权力更可怕”则令人想到前段时间洪晃所谓“暴民比暴君更可怕”，这都是精英知识分子在批判国民性时的招牌口号。
显然，反对鞭炮的民众也很多，崔老师说的究是哪一部分的“人民”？这种对“人民”的滥用，难道不是从您要反对的极权主义那儿继承来的？将鞭炮和“人民”捆绑在一起，这种精英意识确实有点耐人寻味。
别急，我丝毫没有要在您家小区放鞭炮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这不是讨论具体社会公共问题的话语方式，用国民性去掺和任何社会问题总是无往而不胜的，国民性似乎成了宿命的原罪，再用什么“耐人寻味的滋味”去搅拌，便散发出一股精英知识分子杀气腾腾的香水味，足以对抗鞭炮的硫磺味。
崔卫平的句式是可以无限套用的，例如：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跳广场舞这件事情，集中体现了这些中国人的自私、盲目、颟顸和虚张声势。假如他们说不跳广场舞就没有生活的滋味了，那么他们从来就没有认真找到过生活耐人寻味的滋味在哪里。
这是一个正在加速老年化的社会的青春加速度：通过对大妈广场舞的某种妖魔化来“走向公民社会”，而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跳街舞——这是广告上司空见惯的场景——似乎才是被社会舆论嘉许的“我的地盘我做主”的个性解放自由宣言。
街舞是现代的，而广场舞是传统的，山寨的，土的，甚至是不讲公德的；而鞭炮作为传统中国的节庆风俗，其噪音破坏力，更是对公德的天然破坏。这就是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越来越多的传统，会在现代化的面前沦为“陋习”。
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斗牛士”，如今指的已经不是真正的斗牛士，而是成了西班牙足球队的象征和美誉。而在西班牙前殖民地墨西哥，斗牛依旧被作为传统文化的精粹保存，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作家笔下常见的斗鸡，在拉美尤其是在乡村至今依旧生龙活虎。似乎违背西方文明中心的适度的“不文明”反而代表了另一种文明的活力，政治上不正确，但文化上成立？
崔卫平审慎地将放鞭炮这一议题限制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似乎也体现出对乡村传统风俗暂时的宽容。过去的中国乡村——至少在我所了解的潮汕乡村——放鞭炮甚至可以是一种赔礼道歉的民俗文化。例如你家的牛踩烂了别人的果园，或者你家的小孩打伤了别人小孩，那么道歉的方式，是买很多鞭炮在村口放（而请戏班子来村里演一台戏，则是更为隆重的道歉方式）。
周作人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热爱民俗，例如在北大创建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另一方面有时候他又高高祭起赛先生大旗，简单粗暴地将祭神等同于迷信。周作人大力支持童谣的保存和研究，而有关花炮和鞭炮的童谣多如牛毛。
周作人反鞭炮，主要是反其迷信，崔卫平反鞭炮，主要是反其扰民，反其对现代公共空间的侵占和滋扰。然而放鞭炮之政治不正确，并不在于是否“人口密集”，正如让一个人吸二手烟和让十个人吸二手烟在伦理上是同样的不对。何况春节期间大量人口从城市返回农村，在“人口密集的农村”放鞭炮，理应与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放鞭炮同罪才是。
崔老师对于城乡的区别对待，只是充分体现了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暧昧模糊性，所谓“年味儿”是一个变量，那都是“与时俱进”的，用貌似永恒不变的国民性去评判传统文化，是放活猫捉死老鼠。
刚看到凤凰电视《锵锵三人行》节目上窦文涛梁文道冯唐在侃春节文化，他们的态度又与崔卫平颇为不同。在崔卫平那里，鞭炮俨然代表了传统陋习，而在窦文涛他们这儿，鞭炮简直成了一股子呛鼻的乡愁，他们恰恰是崔卫平批评的那种把鞭炮当作年味儿的人（但是估计她难以指控这几位文人雅士是“从来没有找到过生活耐人寻味的滋味”的人）。
窦文涛感慨家族的年轻一代都不跟他一起放鞭炮了，而梁文道和冯唐则指出现在人人都在低头玩手机。
也就是说，手机取代了鞭炮等所代表的传统年味儿。
在手机上抢红包，当然要远远比在街上在小区里放鞭炮更吸引年轻人。鞭炮，当然不是手机的对手。
不管禁还是不禁，作为传统风俗文化的鞭炮，已经处于式微之中。我不算鞭炮党，我只是好奇发明火药的中国人，将如何书写一部《中国鞭炮史》——这部《中国鞭炮史》，自然也应包含《中国禁鞭炮史》。为了闪亮的现代性，为了光鲜的公民社会，鞭炮似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至少是退至角落边上。
鞭炮以后可能不仅仅是限时，而且是严格限地燃放。比如参照对待抽烟者的方式，建立“毒气室”和“噪音空间”，让你在里面炸个够！或者建立“鞭炮广场”，乃至“鞭炮世界大观”“鞭炮主题公园”，将“传统习俗”规训化、景观化、博物馆化。而中国国家鞭炮博物馆的馆长，则非蔡国强莫属。
当然，也可以改用已经有人发明出来的环保塑料鞭炮，它甚至能用香气取代硫磺味，其原理是压缩空气来发出爆破声。不过，即便不考虑塑料污染问题，所谓环保鞭炮的造价也远远高于火药鞭炮。总之，既然有电子香烟，就会有环保鞭炮，或者转基因鞭炮。
于是“自私、盲目、颟顸和虚张声势”的中国人，就可以告别传统陋习拥抱四个现代化了，甚至有望治愈“自私、盲目、颟顸和虚张声势”的国民性了。能够协调窦文涛们和崔卫平之间“文化冲突”的唯一办法，是将鞭炮声录入手机里，或者发明一种鞭炮软件——这个光荣任务无疑将落在锤子手机上——那么明年春节大家就可以用手机边放鞭炮边抢红包了。但是且慢，我们还可以如此复制崔卫平老师的句式：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铁和公车上用手机放音乐乃至放鞭炮声这件事情，集中体现了这些中国人的自私、盲目、颟顸和虚张声势。假如他们说不用手机放音乐放鞭炮就没有生活的滋味了，那么他们从来就没有认真找到过生活耐人寻味的滋味在哪里。
当然，我们还可以如此复制：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开私家车大放尾气堵塞道路这件事情，集中体现了这些中国人的自私、盲目、颟顸和虚张声势。假如他们说不开车就没有生活的滋味了，那么他们从来就没有认真找到过生活耐人寻味的滋味在哪里。
没完没了的上纲上线，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民性，可以给社会议题添油加火，但也可以转移问题焦点视线。
小时候我何止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放鞭炮，我是将鞭炮像手榴弹一样冲人身上扔，是为了炫耀勇气，把鞭炮捏在手里爆炸（当然，是最小的鞭炮，顶多破一点皮）。这种暴力基因或许来源于铺天盖地的革命战争片，确实值得反思。而当年和我一起扔过鞭炮的一位年长几岁的远亲，随后不久因为偷窃铁路电线去卖，在严打期间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在兰州坐了十五年牢之后他三十而立，找不到北。
多年没有他的消息，我是否应该带上各种劲爆的鞭炮去找他追忆童年？是否应该和他一起反思中国人的自私、盲目、颟顸和虚张声势，并且一起认真寻找从来没有找到过的生活耐人寻味的滋味？
或许我们并不是非要找到所谓生活耐人寻味的滋味。一点人味儿，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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